四、提高依法治理各民族事务的能力和水平

　　（一）推动民族地区市场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

　　民族地区的民族事务涉及民族团结、文化传承、法治建设诸多方面。譬如，在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方面，国家民委强调要完善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要通过制定地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把地方民族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在民族团结与文化交流方面，各民族地方通过举办集体婚礼、文化节庆活动等方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如新疆博州、博湖等地举办的集体婚礼，就融合了民族风情与时代特征，倡导婚俗新风‌。在‌基层治理与互嵌式发展方面，如内蒙古柳河村通过“互嵌模式”推动各民族共治共富，通过党建联动、文化宣讲等活动深化民族团结；科尔沁区检察院则通过普法教育、多民族协作等方式维护民族团结‌。然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民族地区诸多民族事务中，当下最根本、最关键的是要抓好服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经济现代化建设工作。“幸福生活”“美好生活”都从属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新时代新阶段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鲜活的发展样态。“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准确把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有针对性地促进充分平衡发展，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公共服务建设为重点，统筹安全与发展、持续推进社会公正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改革任务。强调公平竞争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前提。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利于促进经济运行各环节高效衔接，在更大范围内深化分工协作，扩大市场规模容量，实现供给和需求两端的动态平衡、良性互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整体效率，形成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共同富裕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的奋斗目标，是千百年来各族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也是执政党带领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的重要使命。民族地区多处于祖国边陲并与周边邻国接壤，是对接国际经济社会新技术、新业态的前沿阵地和桥头堡，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是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党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市场体系和新发展新格局，给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未来民族地区应当积极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找准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切入点、结合点和发力点，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发点，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各族群众。

　　数字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新时代新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必须全力推进乡村振兴，用乡村振兴带动和推动乡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我国正走上一条通过社会制度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和生产效益的关键，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是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生产力要素的合理配置，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的引进，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最有效的办法。高质量共享发展能够提供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和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有利于把新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使全社会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共同富裕的经济内涵是指人民共创共享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 不仅仅指经济层面的收入增长，更广泛地指向了社会公平和民生福利的普遍提升，既要促进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高和不平等程度下降，又要包含公平与效率、发展和共享，扎实提升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程度和水平，这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落脚点。数字服务经济的空间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服务依托的平台、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的区位选择。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统筹协调的，已经不再只是土地、劳动力或者自然资源，更重要的是数据、技术、算法等无形经济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的配置。建议国家有关职能部门加强不同地区之间新要素的统筹协调工作，促进不同政策与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在导向上的一致性，减少在机制执行层面的政策摩擦，进一步平衡好区域发展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民族地区要根据新要素、新生产方式优化调整政策工具组合，进一步完善与数据、碳、算法、技术等无形生产要素相关的产权、市场交易、税收、投融资等方面的配套政策，以适应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要求。

　　（二）以良法善治深化民族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以下简称为《爱国主义教育法》的贯彻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应当担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进一步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要着力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法》在每个民族地方落地落实，推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法治化、常态化。尤其要加强与《爱国主义教育法》相关联的配套制度机制建设，健全行政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加大对违法失职行为惩戒力度，确保爱国主义教育法有效实施。习近平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尚和合”作为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精神基因的集中体现，既是连接传统伦理与现代治理，也是体现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个体修养与社会和谐的关键纽带。当个体与他人和谐相处的价值应然性，与能够和谐相处的现实可能性成为共识后，个体如何顾大局识大体与他人实现和谐相处？这不仅成为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关切，而且为解决现代人际疏离提供了传统智慧。习近平强调“良法是善治的前提”，要求法律制度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同时强调个体与群体、与社会的和谐，是“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相互平等、相互依赖，社会各种组织兼容而不冲突、协作而不对立、制衡而不掣肘、有序而不混乱”。要求以“法治保障”回应“个体价值被压制”的潜在风险，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排序明确为“个体权益保障”与“群体秩序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