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6月15日电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现行宪法提出的目标任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立场，坚持以良法善治为目标的立法宗旨，坚持以新质法治为内核的立法原则。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法治保障体系的基本理路是：建构以实施《宪法》和法律为抓手的法律监督体系，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地方法治目标体系，推行授权立法和协同立法实现地方立法新突破，效法“枫桥经验”推进基层司法审判体系现代化。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法治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建构适应中国式现代化法治保障的文化法学理论体系，建构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与城乡综合治理的治理体系，建构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党组织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法治保障体系中的引领作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扩展板）、全国高校社科精品期刊、全国地方高校名刊、湖北省优秀期刊《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发表宋才发教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法治保障体系研究》论文。《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赵秀丽，副主编杨勇，论文责任编辑宋兆雪。

　　引用格式:宋才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法治保障体系研究[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3):26-32.

　　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内蒙古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法治保障体系研究

　　宋才发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是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和优势的现代化，以制度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鲜明特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为《建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站在新时代新阶段新的历史起点上，只有把中国式现代化和法治现代化作为一个统一整体，一体建设、一体推进，才能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成果保障和促进中国式现代化。

　　一、建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立法体系的基本遵循

　　无论是进行新时代的法治体系建设，还是推进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都必须义无反顾地坚持“人民至上”和“人民民主”原则。一旦脱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背离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立法理念和立法要求，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立法实践和现代化建设实践。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立法的根本立场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现行《宪法》提出的目标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为《宪法》）“序言”指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宪法》明确规定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4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推进了《宪法》规定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进程，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解放和释放了社会活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种深化改革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只有这样的深化改革，才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才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物质基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必须“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在“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实施期间，要用“创新办法”寻求化解现实矛盾的钥匙，用“创新思维”获取攻坚克难的良方，以“创新举措”打开高质量发展之门。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须臾离不开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支撑。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法治中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依法保障人民权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核，是“中华法系”体现和展示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不仅隶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范畴，而且是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尽管“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质上涵盖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部分内容。“习近平文化思想”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表明执政党对政党文化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以及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中国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习近平文化思想”呈现出诸多新的认知：一是坚持净化网络空间的理念，强调要严惩网络犯罪，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让互联网成为引导广大网民确立共同理想、目标、价值观和行动力的重要平台；二是坚持建设互联网核心技术强国的理念，强调在核心技术方面要推进“强强联合”“集中攻关”，促进核心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与产业化；三是坚持党性原则和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世界以更加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理解“现代中国”，不断推动强有力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四是坚持确立正确的网络安全理念，凸显网络法治“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强调要“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无论是进行新时代的法治体系建设，还是推进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如果脱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背离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立法理念和立法要求，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立法实践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我国立法体系由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两个部分共同组成，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权威和尊严，更多地体现在“多数人决定”的立法程序上，它本质上是一个为谁立法、立什么样法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坚持在程序正义立场上的法理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为《立法法》），对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并没有就“立法程序”问题做出统一的规定。地方立法实践探索出来的由“多数人决定”的立法程序是一种民主创造，体现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基础，在于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采纳立法意见的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