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展型改革”重点聚焦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发展型改革”的重点是继续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配置效率和效益，就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对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对待、一视同仁，促使各类市场主体对生产要素的配置和使用，做出科学而合理的决断决策。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数据统统纳入生产要素，着力推进破除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强调“入场”环节和“在场”环节统筹，致力于推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展型改革”的重点措施，包括继续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就是要打破行政壁垒，真正让土地、人口、原材料、资金、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地区间充分流通、合理流动。归纳起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从如下五个方面狠下功夫：（1）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国家对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一律平等对待，任何企业都不能从免于竞争的保护中获取特殊利益，促使各类要素向优势企业聚集。（2）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发挥国有经济支撑国家重大发展任务和民营经济体制机制灵活的双重优势，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效率。（3）切实保护民营经济权益，各类项目招标特别是有产业政策支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项目，要对各类企业平等开放、公平竞争，不能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采用不同标准。（4）加快城市农村之间人口和相关资源的双向流动，尤其要取消对农村人口进城落户的限制，加快建设主要面向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进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5）推进市场在配置跨境资源中发挥更大作用，我国现有大量的资源、产品、资金、技术和劳务等生产要素，需要通过跨境流动和全球配置发挥作用，要让市场在跨境资源配置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重大社会变革需要有重要的制度作保障，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就是一项重要的变革制度。2024年8月1日起施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将成为斩断“比拼土地优惠”、“税收减免”等提供优惠条件招商引资的利剑，预示着未来招商引资的竞争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过去那种单纯靠税收优惠式招商引资将不复存在。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生存发展的核心和灵魂，坚持公平竞争和实现竞争制度化、法治化，始终是“发展型改革”最基本的特征和要求。从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改到2024年《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发布，标志着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法治化和体系化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只有打造出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才能为企业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融资选择和支持，构建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所以《决定》强调要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要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配置的效率和效益，当下还必须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稳步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等举措，充分激活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制度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要善于用好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先立后破”的方法，整体思路和要求就是牢牢牵住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这个“牛鼻子”，实施先立后破、破立并举。习近平要求把“先立后破”，作为深化各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方法论对待。各级领导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切忌搞徒有其表的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这是检验和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

　　（三）“治理型改革”重点聚焦于解决突出矛盾实现社会和谐

　　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政府自身改革的重要抓手。当下政府治理模式存在的主要弊端，概括地说就是政府和市场关系尚未完全理顺，部分法律法规与国际通行规则对接不畅，部分领域行业市场准入门槛偏高等问题。譬如，有的地方隐形壁垒多、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存在，行政执法“一刀切”、办事成本高等问题仍然突出，与政府改革目标、企业期待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有不小的差距。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党中央牢牢抓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使得资源配置中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为显著，政府的作用也更为有效。发展方式是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发展方式变革是发展动力、发展领域、发展质量变革的先导，因而政府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是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经营主体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发展方式变革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关系到能否拥有新的引擎、获得新的优势、取得新的成就的大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基层在我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单位，基层治理是国家总体治理的基础和基石。自古以来，基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担负着重要角色，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人们谈政府治理很大比例上是在论及基层治理。基层治理体系是基于国家组织、控制抑或治理乡村社会的需要，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一个制度化的层级。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市场化改革，事实上带来了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深刻变化。譬如，基层民主就是一种直接民主形式，经过实践发展和理论提升，现已发展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构筑了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实践的坚实支撑和最广泛基础。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是当代中国基层组织框架内各类制度要素，根据一定的原则建构起来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结构化制度形态。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既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体系的结构性要素，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导向性、保障性、激励性的显著特征。通常所说的基层治理，就是指基层政府和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治理，基层治理的双重内涵及其体系特征，决定了基层治理的多重属性，如国家的公共政策就是通过基层治理体系，进行传递并通过基层治理得到执行的。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广大农村基层治理实行“乡政村治”模式，基层政府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实事求是地说，我国“治理型改革”的重点和主要任务在基层，未来需要进一步厘清基层治理的内涵以及由其内涵所决定的治理属性，包括从法律、财税、政策、信息披露、市场交易等手段多方面形成的发展方式，而非单一依靠行政指令，以利于解决基层突出的矛盾、实现乡村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