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边疆治理为边境治理现代化积淀丰富的历史经验

　　（一）“华夷一家”的边境治理塑造了多元一体的国家形象

　　边境地区是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区域。历史上边境地区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民族流动，对于塑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自先秦至清代，中原政府主动采取移民实边、屯垦戍边等治理措施，促使边境地区逐步走向社会均质化发展。尤其是“华夷一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清朝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边境地区是古代大规模移民的重要区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区域形成屯戍移民、双向对流移民、游牧南下与农耕北上等多种形式的移民浪潮，推动了边境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最终促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边境地区又是多种民族、多元文化的汇集之地，以秦始皇为代表的历代中原王朝，实施“车同轨、书同文”政策，采取推广儒学传播等措施，推动边疆多民族对中原王朝的文化认同和“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使得古代中国呈现出兼容并包、吐故纳新的国家形象。在“大一统”理念的引领下，中原王朝始终重视对多民族“文化同一”和“家国认同”理念的培养，中原的书写格式、科举制度等得以推行到边疆地区。边疆地区不同民族的社会生活、价值追求，始终对标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实现了边疆地区的文化一统。边境地区大规模的空间治理活动，既是边疆地域整合的重要环节，也是促进边疆多区域族源认同的主要措施，尤其是通过五服制、军府制、羁縻府州以及“改土归流”、行省制等制度载体，推动边境地区逐渐内地化，为边境多民族对中原王朝的空间认同，并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制度保障。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边境治理经验，正是从空间、民族、文化等多个层面展现中国深厚的历史积淀，成为中国国家形象逐步完善的重要动力机制。

　　习近平在不同的重要场合强调要注重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自古就是疆域辽阔的国家，建设稳边治边的国家重大工程，是中国历代王朝国家边境治理的重要行动策略。为保障边疆地区的长期稳固和有序发展，历代中央政权都强调发挥重大工程建设在边疆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既注重加强重大军事防御工程建设，也着力推进一系列惠民利民的发展型重大工程。各王朝政权在广泛修建边墙、屯堡、哨卡等防御性工程的同时，王朝国家也不断加大对驿道、运河的建设力度，不仅修筑古苗疆走廊、可渡关、唐蕃古道等连接内陆与边疆的驿道，还建成灵渠等水利工程，极大促进了边疆和腹地的信息流通、物资交换与文化交流，对加强边境地区管辖和治理、促进中原王朝对边境地区的整合发挥了关键作用。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固和有序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治理尤其是大国治理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边境地区由于毗邻周边国家和远离核心腹地的区位特性，使得边境地区成为我国发展水平滞后的典型空间和安全风险的集中承压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立足边境地区相对滞后的发展水平和严峻的安全态势，要求加快边境治理的总体布局和政策谋划，补齐边境发展和安全短板，加快重大工程建设成为党和政府提升边境治理效能的关键战略举措。我国新时代边境治理的主要任务是“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要求统筹边境地区的发展和安全两大板块。推动发展和增进安全是我国当下边境治理的两大基础性目标，发展有利于增强边境地区风险治理能力，安全有利于塑造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

　　（二）“边县共治”是实现边境治理目标的制度载体

　　边境县是国家在边境地区设置的县级行政区域。早在20世纪40年代，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就在《基层行政的僵化》等论著中，提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双轨制”的看法，认为中央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县以下没有任何行政单位，县以上是“中央集权”，县以下是“乡村自治”。这就是我国历经几千年封建社会，始终遵从“皇权不下县”古训的制度。自秦置郡县以降，天高皇帝远，农村维持乡村自治，地主与自耕农纳税、贫雇农交租。这种治理制度之所以能够延续几千年，根本原因就在于统治层次简单、冗员少，运行成本低。其实“皇权不下县”也不是铁板一块，县以下的基层也没有实现“自治”，而是严格依照朝廷的指令运行的。朝廷的法律、政令统统都是“下县”的，譬如，《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简201—202，记载了秦代“各乡啬夫、令史、里即为读令”，意思是县、乡、里三级部门，都要在指定的地点宣读法令。朝廷不但要求所有农桑政策“下县”，而且规定维护乡村稳定的政策也要“下县”，如朝廷赈济灾民的诏令必须“下县”。据《后汉书》记载，汉和帝、安帝时期，朝廷数次下诏赈济灾民，这些诏令确实广泛下达到了乡里社会。东汉中期临湘县自上而下形成了“县廷—部—亭部”的社会治安体系，显示中央诏令在基层社会的权威地位不容动摇，体现在郡县乡里制度下，国家与社会治理“要在中央”的特点。在我国县级行政建制中，边境县是一种较为独特的县域单元，它与内地县抑或其他边疆县相比较，既有行政建制的共性又有疆域的差异性，对于“边境县如何治理”这个重要而又现实的问题仍在探索中。边境县置身于国家疆域之最边缘，既有作为“县”的行政区域属性和特征，又具有独具一格的边境属性。从治理客体看，边界、界标、边境通道、边境禁区、边民、跨界民族，以及当下的跨境务工、跨境交往、边境生产作业等，形成了边境县治理实践中特有的领域。通常所说的“以县治边”和“边县共治”，就是以县域为基本行政单元来划分和治理边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