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县共治”是实现边境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路径。边境县一般毗邻国界边缘，置身于边境并直面他国。边境县的地理区位和基本状况决定了实现有效治理，要比其他县域行政单元更为困难。当下边境县属地统合治理存在的主要困境，表现为跨境事务多头管理与协同难、边境基层政权基础性权力偏弱、边境基层社会的流动性与复杂性对属地常规治理带来挑战。在习近平“治国必治边”理论的指引下，尤其是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之后，边境治理共同体正在由初级形态走向高级形态。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形成了边境县治理及其发展的系统认知，边境县疆域治理遵循“大国”治理的逻辑，以实现对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及时回应。在现行地方制度中，“县”具有特殊的定位和治理意义。边境县在边境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是由其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作为一种具有自身独特内涵的县域治理类型，边境县治理是“边境治理”和“县域治理”的复合体。相应地“以县治边”与“因边治县”，就构成了边境县治理的二重结构：即前者强调其县域治理内涵，后者强调其边境治理内涵。边境治理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位，最终要通过县域治理来落实、实现和完成；而县域治理则是以边境为外部条件，是在边境场域中展开的。随着近年来边境治理事务的发展和推进，“边县共治”成为新形势下边境县治理的现实逻辑，“边县共治”是实现边境治理目标的制度载体。县域经济是边境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区域发展不协调的时空差异、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多维度差异、老少边穷地区县域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区域一体化发展以及跨区域开放合作等特征。与此同时，县域经济也面临着收缩型县城和空心化乡村并存、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新兴引擎同优化传统动能难以相互兼顾等诸多困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进一步明确了以产业发展带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站在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起点上，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需要厘清制约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重新审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进路，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特色发展提供行动方案。

　　（三）持续增强边境安全治理与秩序管控能力建设

　　边境是边疆地区的前沿抑或前哨阵地。在我国长达2.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国家共设置了99个陆地边境口岸。这里以笔者承担并主持的中央政法委、广西自治区政法委和自治区社科规划办的研究课题，多次带队赴广西边境地区、云南边境地区实地调研，完成的《广西边境地区秩序管控问题调研报告》为例展开论证。在先秦时期，西南边境的疆域面积比较狭小，仅有“滇”和“夜郎”两个占地面积小、人口数量少的早期奴隶制国家。当汉朝与蜀汉统治集团入驻云南后，“西南夷”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西南边疆。广西在两汉时期，尚未列入西南边疆的范围。直到进入宋王朝之后，中央朝廷为加强对邕州岭南西部的统治，遂把广西从整体上纳入西南边疆的范畴。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涵盖西藏、云南、广西三省区实行民族自治及以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人口为主的54个县级行政区域。这些区域的自然环境与其他边境地区不同，但都存在着安全风险的国际国内传递、扩散、交织、转化等问题，使得西南边境民族地区呈现出民族性、宗教性、边防性、涉外性及发展滞后性、脆弱性的特点。其安全风险主要来源于“四非”（即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非法婚姻）、“四贩”（即贩私、贩毒品、贩军火、贩卖人口）、民族矛盾、宗教挑唆、病毒输入、跨境赌博、恐怖活动、生物入侵以及政治渗透、边界争议等问题。这些问题在森林茂密的边境山区普遍存在，往往产生或触发当地抢劫、盗窃、诈骗、吸毒、卖淫、贪污挪用、疾病传染、械斗凶杀、暴力攻击、武装冲突、分裂独立等安全风险。冷战后中国东盟话语主要以经济互利合作为基础，以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为合作模式，推动中国与东盟关系的良性发展。随着中国全面深入开展改革开放，中国东盟的话语由“睦邻伙伴”朝着建立“战略伙伴”方向演进。广西有1600公里大陆海岸线，占全国的8.9%，仅中越陆地边境广西段，全长就达696.125公里（实际距离1020公里）。防城港、崇左、百色3个地级市和东兴、防城、宁明、凭祥、龙州、大新、靖西、那坡8个县（市），边境人口为672.74万人，居住有汉、壮、瑶、京等12个世居民族。在整个广西18个国家一类口岸中，边境地区就有龙州、凭祥、友谊关、水口、龙邦和平孟6个一类口岸，另有爱店等6个二类口岸，25个边贸点，240条边境通道，1036块界碑。在广西边境地区形成面向国内国际开放合作新格局的同时，也暴露出广西边境地区秩序管控和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一是边境口岸建设与管理跟不上发展需要，二是边境地区边民互市贸易软硬件设施陈旧，三是边境地区非法人口流动数量高居不下，四是边境地区恐怖威胁、邪教活动始终难以消停，五是边境地区毒品犯罪态势十分严峻。国家安全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边境地区是国家疆域中最容易受到境外不安全因素威胁和渗透的区域。要想提升边境地区国家安全治理整体效能，就必须首先从补民生制度体系的短板、强弱项开始。民心安全是最根本的安全系数，它是“木桶原理”中的关键短板。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以改革开放增动力、添活力，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改善边境地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