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推动党内法规体系建设迈向法典化

　　党内法规体系是独立于国家法律自成一体的成文规范体系。站在新时代新征程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实现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的目标，执政党提出党内法规法典编纂的构想。《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党内法规的编纂、汇编、出版等事宜，由制定机关所属法规工作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这是执政党首次以法规形式提出编纂党内法规文件的指示，对党内法规进行编纂是增强制度的集成性集约性需要。既然党内法规法典化问题已经被提出来，就需要加强理论研究以寻求共识。党内法规并不是国家法律规范，为什么要进行法典化？这是因为党内法规也是“法”，党内法规具有权威性、抽象性、普遍性、反复适用性等法律规范的特质，这是党内法规体系法典化的立论根基。国家法律法典化规律为党内法规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就是当代中国法系法典化的一座丰碑，因为法典化不只是人类法治文明最重要的成果，而且是现代国家走向法治之路的最佳选择。据统计，党中央已经制定实施3700多部党内法规、18000多份规范性文件，开展更高程度和更高水平的体系化工作实属必然。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总结编纂民法典的经验，适时推动条件成熟的立法领域法典编纂工作”。尽管党内法规法典化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如该领域党内关系比较稳定、法规制度比较成熟，等等。当然对于那些变动性太大、变化太快的法规，也不宜凝练为法典。因而有专家建议“选择党的组织法规法典化为突破口，启动党内法规法典编纂工作”。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法典化构成，可考虑由“总论”和“分论”两大板块组成。然而对于国家法领域的法典化做法和形式，能否适用于党内法规领域？目前尚有不同的看法。最主要的就是认为党内法规法典化既缺乏法理基础，也缺乏充足的实践依据，“党内法规体系化不宜在部门法纷纷追求法典化的吁求中迷失自我”。

　　三、推进党内法规合宪性审查

　　（一）《宪法》监督是确保党和国家权力人民性的保障

　　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的权力来源于《宪法》。《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只有通过《宪法》监督，对国家机构的权力进行规范与制约，才能确保国家机构和国家权力既能高效运转，又不至于损害人民群众的权利。为此，2018年“修宪”专门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部分，增设了“监察委员会”作为第七节。《宪法》规定国家机关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既是组成国家权力行使的主体，又是命运共同体国家权力的监督主体，监督国家机关一切权力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体现。坚持《宪法》统领和监督作用，就要以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体利益为前提，以保障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历经从“宪法实施监督”到“宪法全面实施”，从“健全机制和程序”“健全体制机制”到“健全制度体系”的全链条发展实践，实现了从无到有、从零散到系统化的全链条发展，使得以“制度体系建设”为总抓手的《宪法》实施和监督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形成了富有中国原创性、独创性的《宪法》实施监督体系。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要求“加强宪法解释工作，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回应涉及宪法有关问题的关切”。“法治中国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腐败是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威胁，国内外发展的历史证明，任何绝对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和国家法律体系建设不断加强，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规范依据与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只有坚持治标与治本的同步推进，讲政治与讲法治有机统一，才能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胜利。反腐倡廉的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让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我国《宪法》规定公、检、法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督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权、监察权和司法权实施监督，已经形成了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其他监督相配合的监督合力。

　　（二）实施《宪法》监督的关键是推进合宪性审查

　　合宪性审查是中国特色《宪法》监督制度的重要内容。《宪法》是法治体系的根基和一切法度的根源，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法律依据，一切国家权力机关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从各方面保证《宪法》法律的有效实施。合宪性审查是监督《宪法》实施的重要制度设计，合宪性审查的前提是对《宪法》规范含义进行精准解释。合宪性审查是指特定权力机关依据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对人大系统、党委系统和政府机关，基于《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制定的法律规范、党内法规和政府规范性文件，以及上述机关工作人员履行《宪法》职权职责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规定进行判断并做出相应处置的制度。合宪性审查制度是备案审查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依法对所有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须臾离不开发挥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功能作用。在我国当下备案审查和合宪性审查实践中，国家权力机关出台的法律规范和党委系统发布的党内法规，是最普遍、最重要、最主要的审查对象。合宪性审查的规范依据包括《宪法》性规范和《党章》性规范，合宪性审查机制由国家的“国法系统”合宪性审查和“党规系统”的合宪性审查共同构成。开展备案审查和合宪性审查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推进《宪法》的有效实施和有效监督，以保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受侵犯。《宪法》实施的关键在于推进合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程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为《立法法》）确认和规定。《立法法》第五章对适用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的相关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做出决定，明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职责是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23年修订的《立法法》，新增设备案审查工作的“衔接联动机制”，即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建立健全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对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及时移送有关机关处理”，这是健全完善体系化合宪性审查制度的重要举措。未来有必要对合宪性审查制度做出精细化建构，以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作用。尤其是在启动程序上，要构建合宪性审查要求权主体与合宪性审查工作机构的协商机制，解决应要求审查方式实践中的制度壁垒与法律文化障碍。